常练角抵的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源自网络）

隋唐皇帝－－父子祖孙皆“粉丝”

隋唐乃至五代十国时期，跤术非常流行，堪称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史料中的称谓多用“相扑”，唐朝宫廷出现了专设机构“相扑棚”，影响远播到国外。

隋文帝杨坚很关注相扑，当时“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曰，作角抵之戏”（《隋书》卷六十二·柳彧列传）。《续高僧传》记载：隋代有一个叫法通的和尚精通相扑，当时西番人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敌者”。杨坚说，难道“大隋国无健者”？有人推荐法通，杨坚“召通来，令相扑”。结果，法通赢了大壮，“举朝称庆”。

杨坚后来曾接受柳彧建议，禁止大规模的角抵戏，但他的儿子炀帝杨广即位后很快就恢复了。《隋书·炀帝本纪》记载：“丁丑，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杨广“数微服往观之”。杨广组织的角抵大戏常从天黑到翌日天亮，可谓彻夜狂欢。他还曾在北巡时带相扑力士和杂伎艺人为当地官民“巡回演出”。

如果说，隋朝杨坚、杨广父子都是跤术的“粉丝”，唐朝的皇帝中跤术的“粉丝”就更多了，甚至出现了祖孙三代“粉丝”。

敦煌藏经洞唐代佛幡绢画相扑图（源自网络）

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祖孙三代都是相扑爱好者。此前的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此后的唐文宗李昂、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晔也都有此爱好。

唐朝国富民强，相扑比以往更为盛行，元宵节和中秋节均举行相扑比赛，许多帝王都爱观看。平定安史之乱后，唐朝廷新设禁军，分左右神策军。唐宪宗李纯观看相扑比赛的地点有丹凤楼、晨辉楼、九仙门、望仙门，有时直接到神策军中观看，可见唐宪宗对相扑是多么喜爱。《新唐书》的《穆宗本纪》和《敬宗本纪》各有这两个皇帝看角抵的记载。唐穆宗李恒曾“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唐敬宗李湛于宝历二年六月“甲子，观驴鞠、角抵于三殿”。《宦者列传》中说，敬宗李湛有偏爱，“常宠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游幸，两军角戏，帝多欲右胜”，还说他“尝阅角抵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由此可见，唐敬宗李湛应属最狂热的角抵“粉丝”，同时表明了宫廷内的角抵有时是非常残忍的。

更有甚者，唐懿宗李漼“咸通中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为宦官所押，内园（专供皇帝娱乐之处）恒备角抵之徒，以备卒召”；唐灭之后十多年的五代后唐时，唐庄宗李存勖不甘于仅仅观看，竟亲身参与角抵。

《新五代史》记载了一件事：李存勖私下常与李存贤（原姓王名贤）角抵屡胜，有一次对李存贤说：“尔能胜我，与尔一镇。”较量结果，李存贤胜。后来，坐镇幽州的一个部下生病，庄宗在考虑北方事务时“顾存贤曰：‘无以易卿。角抵之胜，吾不食言。’即日以为卢龙军节度使”。《旧五代史》记载了同一件事，略有不同的是，任命的官职为蔚州刺史。有趣的是，后唐庄宗私下常与李存贤比试角抵屡胜，显然是李存贤有意让他，而到了“尔能胜我，与尔一镇”时，双方真摔，李存贤就不让了。

敦煌藏经洞唐代白描相扑图（源自网络）

唐高祖李渊在位的武德年间，朝廷就设立教坊署，唐玄宗时扩大为左教坊和右教坊，培养相扑力士是这个机构的训练内容。后来，唐朝末年教坊中单设相扑棚，专管招收、训练相扑力士，入选者称为相扑人，每当朝会、宴聚、祭祀时进行表演。这是历史上首次为跤术正式设立专门机构，也是跤术史上比此前的角抵队更正规的国家队，可见跤术在唐朝的地位之高。

相扑棚中涌现了不少相扑高手，蒙万嬴就是其中佼佼者。《角力记》介绍了他的事迹：蒙万嬴于唐僖宗在位时进入相扑棚，“方年十四五，时辈皆惮其拳手轻捷。及长，擅长多胜，受赐丰厚，‘万嬴’呼号自此起”，至昭宗朝，“相从诣教者数百”，后入两浙，“然犹出场，累胜”。其“拳手轻捷”，表明动作迅疾，技术高超，擅长以巧取胜，正是现在中国跤术界和武术界所说的不使蛮力，“以柔克刚”。

隋唐的相扑，从敦煌的相扑图可见其样貌。此时，冷兵器因制造技术的进步，在作战中的威力显著增强，徒手搏斗技术的作用减小，更偏向侍卫、竞技、表演方面发展，相扑力士的体形趋向高胖大。《中国摔跤史－－摔跤的源流和演变　中华民族对体育的贡献》一书的作者、原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金启（宗左加子旁）教授说：“假如我们要了解隋唐相扑的更为具体的情况，只要看一看日本仍然盛行的大相扑，便可完全清楚。这一点，日本专门研究大相扑的人从没有说过，日本人写的相扑史一类的书上也没有写过。我国更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

日本推崇中国隋唐时代的文化，不断地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来，都带有留学生和留学僧，把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技艺以至佛教宗派都带回日本，照样模仿。中国的木构建筑、围棋、茶道，还有相扑等，都是那时传到日本的。现在日本相扑力士的发型、服装甚至绰号都与唐朝一样，不同的是去掉了伤人的规则。这一时期，相扑也传到了邻近的朝鲜，证据是高勾丽古墓内墙上相扑壁画上的人物形象与隋唐相扑是一样的。

作者：王俊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