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众多的摔跤流派中，忻州摔跤(俗称挠羊赛)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化魅力自成一体流传于世，历经千年经久不衰。 “摔跤”古称“角抵”，它是远古人类在与自然界各种威胁自身生存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渔猎生活的演变和部落之间的争战逐渐消失，以后又产生了国家，人们在国家统治者的统筹管理下，逐步改善其生存环境和生活秩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习俗逐步取代了原始生存状态的渔猎生活习俗，这样，人们在原始生存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徒手搏斗攻防技能就逐渐失去实战意义，慢慢取而代之的则是出现了远古文明的“蚩尤戏”、“角抵戏”等带有娱乐性质的游戏搏斗活动了。

然而，历史上多个朝代处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错地带的忻州，几千年来却始终处于民族冲突和国家战乱的前沿，因此当地民间从未放弃过具有实战意义的“角抵”传统，具体原因就是从奴隶社会的春秋时代到封建王朝的大清帝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民族纷争从未停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一经统一强大，就觊觎中原农耕民族的大好河山，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战乱，大多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所导致的。游牧民族特有的生存条件和生活习惯，养成了他们性格侠荡、崇尚武力、擅长骑射、辗转作战的民族习俗，因而时常袭扰中原边境，轻则掠夺财物，重则霸占疆土，而中原边境的北方门户多个朝代就是忻州北端的雁门关隘，两地相距仅百余里，北方游牧人只要攻破雁门，便可在一日之内扫荡忻州、蹂躏四野，当地人深受其害，不得安宁，苦不堪言。然而数千年生存环境恶劣的忻州人民，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于是奋起反抗，保家自卫。然而这就要求自身必须增强体质，练武防卫，因而他们在漫长的兵岁月中沿袭了祖先创造的“角抵”这种与武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斗争绝术，也是忻州摔跤得以代代流传的主要原因。在北宋初太宗当政时980年到986年间，令杨业统兵镇守雁门关抵御辽国犯境，杨业囤边时实行“军民联防守边关”的斗争策略，不仅强化对所带军队的军事技能训练，而且还对边关老百姓进行习武教化，他在训练边民徒手习武的过程中，研究出一种既不伤人，又能强身健骨的摔跤招式；还有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岳飞1142年被“莫须有”的罪名加害后其部将陈效婴对朝廷领导的抗金大业大失所望，因而愤然返乡潜回秀容(今忻州)，组织敌后斗争。他把在军中学到的摔跤技艺传授给乡邻志士，以便具备抗击金人“还我山河”的个人本钱。这个举动受到了父老乡亲的普遍响应，以至蔚然成风，终成习俗，世代相传，在忻州《体育志》中就有“南宋时有著名跤手陈效婴”的记载。再有就是金代文雄元好问在其所著的《续夷坚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金章宗泰和末年(1201-1208年间)，秀容(今忻州)东南双堡村有一男子名叫王增寿“好为外力，善角抵，人莫能敌”。上述这些历史佐证和传说，距今最近的也有八百多年了，因此可以说忻州摔跤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应是不争的事实。上述史实中已能证明摔跤在忻州民众间代代流传，是与边关频繁的战事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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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代，雁门关一代数千年的战乱才逐渐趋于安定，原因是元朝是蒙古人南侵中原后建立的大元帝国，其北方的边境疆域辽阔宽广，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蒙古高原，这里又成了大元帝国的内陆区域，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在这里跑马圈地，广建牧场，同时也带来了游牧人擅长的摔跤、骑马、射箭等传统习俗，其中游牧人的摔跤与当地人的角抵相融相汇后形成的民间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大元王朝在对华夏的统治维持了不足百年的光景后便被朱元璋所建的明王朝所取代，明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战乱之因，这里和全国许多地方赤地千里，人烟稀少，因此明王朝几代统治者决定从内地向这里和许多无人区大举移民，移民到此的内地人，带来了中原人的庙会文化，他们在自己移居到此的村乡纷纷建立自己信奉的寺庙和神堂，并确定各自的庙会时间和仪式，烧香许愿、求神拜佛、祈佑平安，于是在明朝大移民后的忻州境内就出现了“村村有寺庙、巷巷有神堂”现象，那么有寺庙就有庙会、有庙会就有祭祀活动。在我国古代庙会文化的民俗活动中，“酬神演戏”是大家通用的，另有什么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活动也要加入“酬神演戏”的庙祀行列，那就各显其有了。在这个时期，忻州有数千年传统活动的“角抵”斗胜项目，便顺理成章地加入到了庙会活动的行列当中去了。明清时期的忻州大大小小的庙会一年不下数百次，仅崞县一地（今原平市）一年当中就有“四大庙会八小会，七十二个渺渺会”流传，有时一个祭祀某位神灵的庙会活动一天就有好几个村庄同时进行，那么就有同样的“酬神演戏”和“角抵”斗胜都参与其中。提供唱戏的戏班子是相对有组织的专业团体，而参与“角抵”斗胜的众多跤手则是民间即兴自发现场组织的零散人员。由于“酬神演戏”既娱神又娱己，故参与“角抵”斗胜的人员更加广泛随意，不论老少青壮本村外村人人均可参加，最终获胜者就可得到祭祀神灵后的“礼性”活羊一只的奖赏，这便是忻州民间特色摔跤“挠羊赛”形成的原始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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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羊赛”是忻州人民从古至今对摔跤的别称，它由远古时期的“角力”、“角抵”演变面来，故承载着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痕迹，最终形成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忻州摔跤，历经数千年经久不衰，其丰厚的历史承载和环境铸就的民族基因是支撑其绵延不断的关键所在。忻州摔跤“角抵”最终演变成“挠羊赛”应是明朝中晚期的事情，因明朝以后的忻州一带基本上没有了边界战乱，因此，“角抵斗胜”的实用价值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当时大移民到此的中原人带来的庙会文化，使当地也兴起了“酬神演戏” 的习俗，人们在敬神、娛神同时娛己的庙会活动中又把“角抵”斗胜演进成具有新概念内容的“挠羊赛”， 它的社会功能也因此而转化为人们用以追忆时光、传承文化、渲泻生命激情、展示生命价值的以精神需求为主的活动了。因此确定，“挠羊赛”的形成是忻州战争文化、移民文化、庙会文化和人们精神需求倾向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们由生存需求为主转变为精神需求为主的一个标志，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挠羊赛”一词的称谓，近年来有一些学者曾试图从权威史料文献中考究其源，然至今尚无结果，就连清朝初期的我市籍文豪傅山先生晚年居住太原怀念儿时在家乡观看“挠羊赛”的诗句中写到“惜无角抵酬花眼，谁肯塵槽府灶飘”此处也是用“角抵”一词表述的，这个时期距今也就三百来年光景，因此说明“角抵”是古代对摔胶的规范统称，无论出现在官方或个人的文献资料中表述类似活动的称呼，都必颈使用规范概念用语，这对于文化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杜会来讲统一和规范概念十分重要，那么社会上流行的“挠羊赛”之称，则是忻州数百年老百姓根据当地民俗节日中对“角抵”活动的形象化口语化称呼，直到2006年和2008年，山西省文化厅和国家文化部根据忻州市摔跤俱乐部申报的当地民俗“挠羊赛”的材料，才分别认定批准“挠羊赛”是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分别列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此“挠羊赛”一词才在我国社会文化的领域中得以正式使用。

摘自：《跤乡跤事》 编著：胡竟仑